石门韫玉 历世弥光
石门韫玉 历世弥光
石门韫玉 历世弥光近日,在中(zhōng)国美术馆展出的“问道石门——陕西汉中(hànzhōng)石门汉魏书风创作研究展”,标志着以“石门十三品”为(wèi)代表的石门石刻首次整体性地走进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石门十三品”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其(qí)历史横跨东汉至南宋(nánsòng),历经千余年的沉淀与传承。这些(zhèxiē)石刻深嵌于秦岭褒斜(bāoxié)古道的险峻崖壁中,不仅承载着古代交通与水利的厚重历史,更以其雄浑朴拙、奇逸天成的艺术风格,生动展现了书法审美流变的轨迹,成为后世书法家溯源求新的灵感源泉。
石门(shímén)韫玉 历世弥光
——汉中“石门十三品”书法史价值谫论(lùn)
在中(zhōng)华文明(zhōnghuáwénmíng)发展与中国书法史演进的(de)双重维度中,以“石门十三(shísān)(shísān)品(pǐn)”为核心的陕西(shǎnxī)汉中褒斜古道石门摩崖石刻群,历经千年洗礼,以其多方面的艺术价值与深厚的人文地理(rénwéndìlǐ)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物质(wùzhì)实践与精神建构(jiàngòu)互融共生的典范。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十三品”凭借其汉隶的古朴雄浑、魏碑的峻峭奇崛及宋隶的宏阔舒展(shūzhǎn),系统构建了自东汉至南宋的书体演变谱系,更在摩崖载体与秦岭褒谷自然山水的交融互映中,凝练出独特的摩崖石刻美学体系。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书体演变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而是与古代褒斜栈道(zhàndào)工程的技术形成了物质实践与精神创造的双向互动,深刻诠释了东方文明中,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辩证统一。因此,“石门十三品”不仅是一部镌刻于秦岭崖壁的书法演变实录,更是解码中国古代交通工程(褒斜道、石门隧道、栈道)、水利工程(山河堰)、生态智慧与人文精神的立体文化密钥(mìyào)。
汉魏摩崖:篆隶楷之变的审美场域(chǎngyù)
“石门十三品(pǐn)”是以《鄐君(jūn)开通褒斜道》《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为代表的汉魏摩崖石刻群,集中展现了(le)从篆书余绪向楷书演变的汉字发展轨迹,于秦巴险隘间形成(xíngchéng)了独具特色的摩崖美学,赋予书体演变以空间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多重审美维度。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于东汉永平九年(66),是我国现存东汉最早的(de)(de)石刻之一。记述了(le)汉中太守鄐君受诏(zhào)承修褒斜道之事。它以篆隶交融的笔意,呈现隶书萌芽期的古拙风貌,其笔画退尽刀(tuìjǐndāo)劈斧削锋芒,与石纹残损自然交融,波磔含蓄(hánxù)内敛,字势方整且存(qiěcún)篆籀遗韵。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赞曰:“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石门颂》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由(yóu)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内容歌颂了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杨(wèiyáng)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从其书风来看(láikàn),臻于成熟(chéngshú)汉隶(hànlì)之极致,通过瘦劲如铁的线条与疏宕(shūdàng)天成的章法,展现出从《鄐君开通褒斜道》篆意残存向成熟汉隶过渡显著特点。《杨淮表记》刊刻于东汉熹平(xīpíng)二年(173),由卞玉撰文,书丹者不详。内容叙述了杨淮、杨弼的生平及对二人为官清廉的赞誉。书风纵逸奇崛(qíjué),字势倾斜险峻,其章法之跌宕较《石门颂》更具表现张力。北魏《石门铭》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由王远撰文并书丹,武阿仁凿字。内容记载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废置已久的褒斜道之事。其以楷书为体(wèitǐ)、隶意为骨,将方折峻利的魏碑笔法与汉隶的圆浑气韵熔铸一体,其“斜画紧结”的结体特征,标志(biāozhì)着楷书逐渐摆脱隶法(lìfǎ)束缚、走向独立审美品格的历史性转折,因而康有为誉之“若瑶岛散仙(sànxiān),骖鸾跨鹤”。
汉代《故(gù)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摩崖(又称《石门颂》)(局部)
南宋《山河(shānhé)堰落成记》摩崖(局部)
这四方汉魏摩崖不仅是书体演变的(de)直观图谱,更是不可(bùkě)替代的艺术史坐标。它们(tāmen)既有共性又各具审美特质,共同构筑了巴蜀山川篆、隶(lì)、楷嬗变的鲜活审美现场,成为后世书家隶书、楷书取法和创作的灵感源泉。
摩崖榜书:“以字彰景”的巨制(jùzhì)典范
《石门》《衮雪》《玉盆(yùpén)》《石虎》作为“石门十三品”中的(de)四品汉魏(hànwèi)(传)摩崖榜书代表作(dàibiǎozuò),虽字数寥寥,却凭借擘窠隶书的雄浑气魄与自然景观的深度互动,以及作者身份(shēnfèn)的传奇色彩,成为书法史与文化遗产中的独特存在,深刻展现了书法意象与地理景观的交融,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石门》方整峻拔,笔画浑厚(húnhòu)如斧凿(fǔzáo),仿佛与(yǔ)石门隧道的工程伟力相得益彰;《衮(gǔn)雪》镌刻于激流巨石之畔,字形奔涌恰似浪花翻腾,呼应水浪如雪的景象。“衮”字三点水省略,相传源于曹操“江水甚多,何须添足”之语,彰显出不受拘束的逸气;《玉盆》依托河中白玉状巨石布势,横向(héngxiàng)字列宛如盆承水纹,后世的纵向仿刻,亦显开张气势;《石虎(shíhǔ)》对应石虎峰(fēng)的形貌,竖笔劲峭如虎尾横扫,威仪自生。其(qí)笔势随石形而变,圆融与峭拔并存,巧妙融合了玉盆石的温润与石虎峰的威猛。
汉代(hàndài)(传)《石门》摩崖
汉代(hàndài)(传)《石虎》摩崖
汉代(传)《玉盆》摩崖(móyá)
汉代(hàndài)(传)《衮雪》摩崖
以上四品的(de)作者无确切考证,附着其上的名人传说却(què)构成了其文化价值(jiàzhí)的重要延伸。《衮雪》虽托名曹操,存在争议,却与其“雄赡”的书风及建安年间两度至汉中的史实相契合,被赋予了“魏武精神”的豪迈意象;《石虎》落款为西汉隐士郑子真,借助(jièzhù)其拒聘权贵的典故,强化了褒谷作为“隐逸之地”的文化符号(fúhào);《玉盆》则附会张良,关联楚汉栈道的谋略传奇……诸说虽非信史(xìnshǐ),却深刻映射出后世对汉魏风骨的集体追慕与文化想象。此外,南宋修复山河堰的“竣工报告”《山河堰落成记》以巨幅(jùfú)之书,展现了宋代隶书复兴的气象(qìxiàng),形成了以楷、行写隶的独特文本(wénběn)风貌。
《石门》《玉盆》《石虎》《衮雪》《山河堰落成记(jì)》的巨制榜书,这种(zhèzhǒng)“因景题字,以字彰景(zhāngjǐng)”的模式,堪称中国摩崖书法“景观化”实践的早期典范。
考释品评(pǐnpíng):金石学视野下的学术重构
“石门十三品(pǐn)”中南郑县(nánzhèngxiàn)令晏袤(lìngyànmào)的考释品评,集中(jízhōng)展现了金石学视角下(xià)的学术重构实践。其《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与《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作为南宋金石学的杰出成果,不仅实现了对汉魏摩崖文本的考释,更在学术史上重构了古代交通史、职官制度及书体演变的认知框架。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因苔藓覆盖,自东汉至南宋绍熙五年(1194)前湮没无闻,晏袤释文首度完整抄录并注释原文,使其免于彻底(chèdǐ)散佚。释文翔实(xiángshí)记载了汉代大型工程的组织细节,详注鄐君官职“汉中太守”及刑徒来源“广汉(guǎnghàn)、蜀郡、巴郡”,为(wèi)印证汉代郡守工程权责与劳役制度提供了关键(guānjiàn)史料(shǐliào)。其考释行为本身即是对汉文化的追慕与学术接续。晏袤更对其书法价值予以重估,在释文中评其“字法奇劲(qíjìn),古意有余”,精准指出(zhǐchū)其结体方古疏阔及其与篆书遗韵的紧密关联。
《潘宗伯、韩仲元(hánzhòngyuán)、李苞通阁(tōnggé)道题名释文》合并考释了曹魏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阁道》及西晋泰始六年(270)《潘宗伯韩仲元造桥格》,揭示(jiēshì)出三国至西晋褒斜道(bāoxiédào)连续修缮的历史脉络。《李苞通阁道》中“荡寇将军”职衔,为研究曹魏军事职官体系提供了珍贵(zhēnguì)的实物佐证。晏袤的释文为后世探究东汉交通治理与人员调配机制提供了不可或缺(bùkěhuòquē)的原始文献,有效弥补了正史记载的缺憾。
晏袤“文本校勘、史源互证、书风品评”三位一体的考释范式(fànshì),成为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典范,奠定了“石门(shímén)(shímén)十三品”学术研究的基石(jīshí)。其考释工作促成了汉代摩崖与南宋题记的时空对话,初步构建起“石门石刻”的学术体系框架。
题名留雅:登高染翰的文人(wénrén)意志
褒谷石门是山水佳处,历代文人(wénrén)墨客在此(cǐ)登高染翰、题名(tímíng)留雅(liúyǎ),形成了(le)颇为典型的(de)石门题名盛景。在褒谷石门遍布历代摩崖题名近百方,尤(yóu)以宋代题名约59方最为典型。这些题名多采用“姓名+官职(guānzhí)+事由”的固定格式,既彰显个人政绩,亦体现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共同铸就了“栈道—书法—诗文”三位一体的文化地标。它们不仅延续了汉魏石刻的纪事传统,更在“山川留名”中注入了鲜明的文人主体意识,构建了集地理标识、历史记忆与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现场。
关于山河堰修护的(de)重要石刻题名(tímíng),包括淳熙(chúnxī)十二年(1185)的《石邵、段雄飞等(děng)(děng)南宋淳熙题名》《王还嗣(sì)等南宋庆元题名》,以及庆元二年(1196)的《闾丘资深等南宋庆元题名》等;涉及视察褒谷,游历山川的题名,如宝庆二年(1226)的《赵彦呐题名》记载了(le)(le)赵彦呐、白巨济等人“视堰修禊事”,嘉定三年(sānnián)(1210)的《鲜于申之等题名》记录了李廷允等人“视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赵彦吶(zhàoyànnà)题名》《宋之源题名》等详细记录了众多官员参与的褒谷“修禊”活动,旨在(zài)祈愿消灾避祸。这些石刻均明确标注了官员的地望,表明在宋代,于褒谷求神祷雨已成为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政务,且此类官方祈雨现象十分普遍,并延续至南宋晚期。
南宋《鲜于申之等题名(tímíng)》(局部)褒谷石门题名不仅是一段镌刻(juānkè)于秦巴山崖的历史印记,更是(gèngshì)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宣言。其蕴含的济世情怀(qínghuái)、隐逸而(ér)豁达的人生寄托,以及充满张力的艺术表现,宛如铭刻在山河之间的精神契约,至今仍在深情诉说着宋代文人在山水间安顿心灵的恒久追求。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石门(shímén)书法研究院)
“石门十三品(pǐn)”包括:
1.汉代《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又称(yòuchēng)《大开通》)
2.汉代(hàndài)《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摩崖(又称《石门颂》)
3.汉代《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móyá)(又称《李君表》)
4.汉代《杨淮、杨弼表记》摩崖(móyá)(又称《杨淮表记》)
5.汉代(hàndài)(传)《石门》摩崖
6.汉代(传(chuán))《玉盆》摩崖
7.汉代(传(chuán))《石虎》摩崖
8.汉代(传)《衮雪(xuě)》摩崖
9.曹魏《李苞(lǐbāo)通阁道题名》摩崖
10.北魏《石门铭(míng)》摩崖
11.南宋(nánsòng)《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摩崖(又称《小开通》)
12.南宋《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shìwén)》摩崖
13.南宋《山河堰落成记》摩崖(móyá)
来源(láiyuán):北京日报客户端
近日,在中(zhōng)国美术馆展出的“问道石门——陕西汉中(hànzhōng)石门汉魏书风创作研究展”,标志着以“石门十三品”为(wèi)代表的石门石刻首次整体性地走进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石门十三品”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其(qí)历史横跨东汉至南宋(nánsòng),历经千余年的沉淀与传承。这些(zhèxiē)石刻深嵌于秦岭褒斜(bāoxié)古道的险峻崖壁中,不仅承载着古代交通与水利的厚重历史,更以其雄浑朴拙、奇逸天成的艺术风格,生动展现了书法审美流变的轨迹,成为后世书法家溯源求新的灵感源泉。
石门(shímén)韫玉 历世弥光
——汉中“石门十三品”书法史价值谫论(lùn)
在中(zhōng)华文明(zhōnghuáwénmíng)发展与中国书法史演进的(de)双重维度中,以“石门十三(shísān)(shísān)品(pǐn)”为核心的陕西(shǎnxī)汉中褒斜古道石门摩崖石刻群,历经千年洗礼,以其多方面的艺术价值与深厚的人文地理(rénwéndìlǐ)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物质(wùzhì)实践与精神建构(jiàngòu)互融共生的典范。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十三品”凭借其汉隶的古朴雄浑、魏碑的峻峭奇崛及宋隶的宏阔舒展(shūzhǎn),系统构建了自东汉至南宋的书体演变谱系,更在摩崖载体与秦岭褒谷自然山水的交融互映中,凝练出独特的摩崖石刻美学体系。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书体演变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而是与古代褒斜栈道(zhàndào)工程的技术形成了物质实践与精神创造的双向互动,深刻诠释了东方文明中,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辩证统一。因此,“石门十三品”不仅是一部镌刻于秦岭崖壁的书法演变实录,更是解码中国古代交通工程(褒斜道、石门隧道、栈道)、水利工程(山河堰)、生态智慧与人文精神的立体文化密钥(mìyào)。
汉魏摩崖:篆隶楷之变的审美场域(chǎngyù)
“石门十三品(pǐn)”是以《鄐君(jūn)开通褒斜道》《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为代表的汉魏摩崖石刻群,集中展现了(le)从篆书余绪向楷书演变的汉字发展轨迹,于秦巴险隘间形成(xíngchéng)了独具特色的摩崖美学,赋予书体演变以空间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多重审美维度。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于东汉永平九年(66),是我国现存东汉最早的(de)(de)石刻之一。记述了(le)汉中太守鄐君受诏(zhào)承修褒斜道之事。它以篆隶交融的笔意,呈现隶书萌芽期的古拙风貌,其笔画退尽刀(tuìjǐndāo)劈斧削锋芒,与石纹残损自然交融,波磔含蓄(hánxù)内敛,字势方整且存(qiěcún)篆籀遗韵。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赞曰:“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石门颂》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由(yóu)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内容歌颂了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杨(wèiyáng)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从其书风来看(láikàn),臻于成熟(chéngshú)汉隶(hànlì)之极致,通过瘦劲如铁的线条与疏宕(shūdàng)天成的章法,展现出从《鄐君开通褒斜道》篆意残存向成熟汉隶过渡显著特点。《杨淮表记》刊刻于东汉熹平(xīpíng)二年(173),由卞玉撰文,书丹者不详。内容叙述了杨淮、杨弼的生平及对二人为官清廉的赞誉。书风纵逸奇崛(qíjué),字势倾斜险峻,其章法之跌宕较《石门颂》更具表现张力。北魏《石门铭》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由王远撰文并书丹,武阿仁凿字。内容记载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废置已久的褒斜道之事。其以楷书为体(wèitǐ)、隶意为骨,将方折峻利的魏碑笔法与汉隶的圆浑气韵熔铸一体,其“斜画紧结”的结体特征,标志(biāozhì)着楷书逐渐摆脱隶法(lìfǎ)束缚、走向独立审美品格的历史性转折,因而康有为誉之“若瑶岛散仙(sànxiān),骖鸾跨鹤”。
汉代《故(gù)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摩崖(又称《石门颂》)(局部)
南宋《山河(shānhé)堰落成记》摩崖(局部)
这四方汉魏摩崖不仅是书体演变的(de)直观图谱,更是不可(bùkě)替代的艺术史坐标。它们(tāmen)既有共性又各具审美特质,共同构筑了巴蜀山川篆、隶(lì)、楷嬗变的鲜活审美现场,成为后世书家隶书、楷书取法和创作的灵感源泉。
摩崖榜书:“以字彰景”的巨制(jùzhì)典范
《石门》《衮雪》《玉盆(yùpén)》《石虎》作为“石门十三品”中的(de)四品汉魏(hànwèi)(传)摩崖榜书代表作(dàibiǎozuò),虽字数寥寥,却凭借擘窠隶书的雄浑气魄与自然景观的深度互动,以及作者身份(shēnfèn)的传奇色彩,成为书法史与文化遗产中的独特存在,深刻展现了书法意象与地理景观的交融,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石门》方整峻拔,笔画浑厚(húnhòu)如斧凿(fǔzáo),仿佛与(yǔ)石门隧道的工程伟力相得益彰;《衮(gǔn)雪》镌刻于激流巨石之畔,字形奔涌恰似浪花翻腾,呼应水浪如雪的景象。“衮”字三点水省略,相传源于曹操“江水甚多,何须添足”之语,彰显出不受拘束的逸气;《玉盆》依托河中白玉状巨石布势,横向(héngxiàng)字列宛如盆承水纹,后世的纵向仿刻,亦显开张气势;《石虎(shíhǔ)》对应石虎峰(fēng)的形貌,竖笔劲峭如虎尾横扫,威仪自生。其(qí)笔势随石形而变,圆融与峭拔并存,巧妙融合了玉盆石的温润与石虎峰的威猛。
汉代(hàndài)(传)《石门》摩崖
汉代(hàndài)(传)《石虎》摩崖
汉代(传)《玉盆》摩崖(móyá)
汉代(hàndài)(传)《衮雪》摩崖
以上四品的(de)作者无确切考证,附着其上的名人传说却(què)构成了其文化价值(jiàzhí)的重要延伸。《衮雪》虽托名曹操,存在争议,却与其“雄赡”的书风及建安年间两度至汉中的史实相契合,被赋予了“魏武精神”的豪迈意象;《石虎》落款为西汉隐士郑子真,借助(jièzhù)其拒聘权贵的典故,强化了褒谷作为“隐逸之地”的文化符号(fúhào);《玉盆》则附会张良,关联楚汉栈道的谋略传奇……诸说虽非信史(xìnshǐ),却深刻映射出后世对汉魏风骨的集体追慕与文化想象。此外,南宋修复山河堰的“竣工报告”《山河堰落成记》以巨幅(jùfú)之书,展现了宋代隶书复兴的气象(qìxiàng),形成了以楷、行写隶的独特文本(wénběn)风貌。
《石门》《玉盆》《石虎》《衮雪》《山河堰落成记(jì)》的巨制榜书,这种(zhèzhǒng)“因景题字,以字彰景(zhāngjǐng)”的模式,堪称中国摩崖书法“景观化”实践的早期典范。
考释品评(pǐnpíng):金石学视野下的学术重构
“石门十三品(pǐn)”中南郑县(nánzhèngxiàn)令晏袤(lìngyànmào)的考释品评,集中(jízhōng)展现了金石学视角下(xià)的学术重构实践。其《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与《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作为南宋金石学的杰出成果,不仅实现了对汉魏摩崖文本的考释,更在学术史上重构了古代交通史、职官制度及书体演变的认知框架。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因苔藓覆盖,自东汉至南宋绍熙五年(1194)前湮没无闻,晏袤释文首度完整抄录并注释原文,使其免于彻底(chèdǐ)散佚。释文翔实(xiángshí)记载了汉代大型工程的组织细节,详注鄐君官职“汉中太守”及刑徒来源“广汉(guǎnghàn)、蜀郡、巴郡”,为(wèi)印证汉代郡守工程权责与劳役制度提供了关键(guānjiàn)史料(shǐliào)。其考释行为本身即是对汉文化的追慕与学术接续。晏袤更对其书法价值予以重估,在释文中评其“字法奇劲(qíjìn),古意有余”,精准指出(zhǐchū)其结体方古疏阔及其与篆书遗韵的紧密关联。
《潘宗伯、韩仲元(hánzhòngyuán)、李苞通阁(tōnggé)道题名释文》合并考释了曹魏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阁道》及西晋泰始六年(270)《潘宗伯韩仲元造桥格》,揭示(jiēshì)出三国至西晋褒斜道(bāoxiédào)连续修缮的历史脉络。《李苞通阁道》中“荡寇将军”职衔,为研究曹魏军事职官体系提供了珍贵(zhēnguì)的实物佐证。晏袤的释文为后世探究东汉交通治理与人员调配机制提供了不可或缺(bùkěhuòquē)的原始文献,有效弥补了正史记载的缺憾。
晏袤“文本校勘、史源互证、书风品评”三位一体的考释范式(fànshì),成为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典范,奠定了“石门(shímén)(shímén)十三品”学术研究的基石(jīshí)。其考释工作促成了汉代摩崖与南宋题记的时空对话,初步构建起“石门石刻”的学术体系框架。
题名留雅:登高染翰的文人(wénrén)意志
褒谷石门是山水佳处,历代文人(wénrén)墨客在此(cǐ)登高染翰、题名(tímíng)留雅(liúyǎ),形成了(le)颇为典型的(de)石门题名盛景。在褒谷石门遍布历代摩崖题名近百方,尤(yóu)以宋代题名约59方最为典型。这些题名多采用“姓名+官职(guānzhí)+事由”的固定格式,既彰显个人政绩,亦体现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共同铸就了“栈道—书法—诗文”三位一体的文化地标。它们不仅延续了汉魏石刻的纪事传统,更在“山川留名”中注入了鲜明的文人主体意识,构建了集地理标识、历史记忆与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现场。
关于山河堰修护的(de)重要石刻题名(tímíng),包括淳熙(chúnxī)十二年(1185)的《石邵、段雄飞等(děng)(děng)南宋淳熙题名》《王还嗣(sì)等南宋庆元题名》,以及庆元二年(1196)的《闾丘资深等南宋庆元题名》等;涉及视察褒谷,游历山川的题名,如宝庆二年(1226)的《赵彦呐题名》记载了(le)(le)赵彦呐、白巨济等人“视堰修禊事”,嘉定三年(sānnián)(1210)的《鲜于申之等题名》记录了李廷允等人“视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赵彦吶(zhàoyànnà)题名》《宋之源题名》等详细记录了众多官员参与的褒谷“修禊”活动,旨在(zài)祈愿消灾避祸。这些石刻均明确标注了官员的地望,表明在宋代,于褒谷求神祷雨已成为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政务,且此类官方祈雨现象十分普遍,并延续至南宋晚期。
南宋《鲜于申之等题名(tímíng)》(局部)褒谷石门题名不仅是一段镌刻(juānkè)于秦巴山崖的历史印记,更是(gèngshì)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宣言。其蕴含的济世情怀(qínghuái)、隐逸而(ér)豁达的人生寄托,以及充满张力的艺术表现,宛如铭刻在山河之间的精神契约,至今仍在深情诉说着宋代文人在山水间安顿心灵的恒久追求。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石门(shímén)书法研究院)
“石门十三品(pǐn)”包括:
1.汉代《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又称(yòuchēng)《大开通》)
2.汉代(hàndài)《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摩崖(又称《石门颂》)
3.汉代《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móyá)(又称《李君表》)
4.汉代《杨淮、杨弼表记》摩崖(móyá)(又称《杨淮表记》)
5.汉代(hàndài)(传)《石门》摩崖
6.汉代(传(chuán))《玉盆》摩崖
7.汉代(传(chuán))《石虎》摩崖
8.汉代(传)《衮雪(xuě)》摩崖
9.曹魏《李苞(lǐbāo)通阁道题名》摩崖
10.北魏《石门铭(míng)》摩崖
11.南宋(nánsòng)《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摩崖(又称《小开通》)
12.南宋《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shìwén)》摩崖
13.南宋《山河堰落成记》摩崖(móy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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